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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

董學升?歷史學博士,江蘇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內容摘要??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學術上對東北業(yè)已進行多年的研究,妄圖在“學理”上將東北與中國割裂開來。面對如此嚴峻情形,以金毓黻、張伯苓等為代表的學人,一方面在話語上駁斥日方謬論,另一方面用具體研究與日本學界抗爭。但是,縱觀九一八事變前國內學界對東北的研究,多年來一直處于零散狀態(tài),始終沒有形成氣候。九一八事變后,日軍迅速占領整個東北,中國知識界在總結與反思之余,開始著力研究東北,“東北學”一時間成為當時學界研究的“中央”。通過觀察九一八事變前后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知識精英對東北的認知流變,能夠看出其中的明顯變化。因此,九一八事變可以看作是中國知識界對東北認知的重要分水嶺。

關鍵詞??九一八事變 ?中國知識界 ?東北地區(qū) ?認知流變?


在近代中國區(qū)域歷史、社會文化及經濟等方面的研究中,東北作為一個重要的概念與地域,在國內外學者的著述中屢見不鮮,且呈現出日益深化的研究態(tài)勢。然而,目前國內外歷史學界對東北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移民史與邊疆史等領域,而有關東北認知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少。九一八事變前后的東北面臨的最主要問題即為日本侵略,然而在九一八事變前,國內學界對東北的研究相對較少,以致于在一些問題上失去了話語權,給日本以可乘之機。有鑒于此,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開始著重研究東北,一時間東北研究成為當時中國知識界研究的“中央”。

本文以九一八事變前后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認知流變?yōu)檠芯繉ο?,擬在重構社會心態(tài)的基礎上,增進對這一問題的理解。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資料所限,本文主要探討上層知識分子及報刊媒介的看法與認知,因為這些知識精英的認知在當時的中國知識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一、九一八事變前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認識

九一八事前,日本對中國東北步步緊逼,致使東北局勢日趨緊張。長久以來,從文化層面進行滲透是日本學界的慣用伎倆。就東北研究而言,日本多位學者宣稱此地為“滿洲”抑或“滿蒙”,大肆渲染“中國本部”這一稱謂,聲稱歷史上的東北與“中原十八省”并非同為中國領土,其目的無非是欲將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如在華活動多年的日本著名間諜宗方小太郎曾撰有《開誠忠告十八行省之豪杰》一文,其內容帶有強烈的煽動性,意在分化國人思想,聲稱“滿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于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當時豪杰武力不敵,吞恨抱憤以至今日,蓋所謂人眾勝天者矣。今也天定勝人之時且至焉”。宗方建議革命軍“逐滿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業(yè),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虛文而從孔孟政教之旨,務核實而復三代帝王之治”。日本覬覦中國已久,其曾提出帶有狹隘排滿的“漢人民族主義”口號,意在將漢人等同于“中華”,妄圖把中國的邊疆地區(qū)排斥在“中華”之外,可謂意圖險惡。

事實上,中國知識界業(yè)已看出日本的險惡用心。歷史學家金毓黻即指出:“日本之并吞朝鮮也,非以武力為先鋒,乃以學者為前驅,其勢似緩,其力甚大。今日之經營滿蒙也,亦一用此法。彼邦之學者,由歷史上、地理上作種種之證明,謂東北三省非中國之故土,其意欲歧東北與中國而二之,故不稱東北,而稱滿蒙。蓋以研究之方法為吞并之先聲,其用心甚苦,亦即以學者為前驅也。”

然而,九一八事變前中國學界對東北的研究常使用“滿洲”“滿蒙”“中國本部”“中原十八省”等日人所慣用的詞匯,從而給國人思想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亂,所以九一八事變后多有學人對此進行批判。著名學者傅斯年曾痛斥道:“日本及西洋人之圖籍中,稱東三省曰‘滿洲’,此一錯誤,至為淺顯,而致此錯誤之用心則至深……其‘南滿’、‘北滿’、‘東蒙’等名詞,尤為專圖侵略或瓜分中國而造之名詞,毫無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經濟的依據。自清末來,中國人習而不察,亦有用于漢文中者,不特可笑,抑且可恨?!笔穼W家顧頡剛、歷史地理學者史念海也認為:“近年以來,強鄰虎視,欲得我地而甘心,乃謂滿、蒙非我舊土……原強鄰侵略之野心,固當抹煞事實,而國人亦多數典忘祖,隨聲附和,豈不謬哉!”此外,《禹貢半月刊》亦在發(fā)刊詞中指出:“試看我們的東鄰蓄意侵略我們,造了‘本部’名來稱呼我們的十八省,暗示我們邊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們這群傻子居然承認了他們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書上都這樣地叫起來了。這不是我們的恥辱?”

需要指出的是,針對部分國人對東北的認知偏差,九一八事變前,中國知識界即已作出回應,他們首先對東北稱謂的由來展開研究,而這也成為知識界關于東北認知的重要內容之一。對于東北的釋義,以近代東北史研究的主要開拓者與奠基人金毓黻的考證為最為詳盡,他認為“東北者,以其地處中國本部之東北方而得名,其中有廣狹二義”。在金毓黻看來,“以東北之方位言之,當從廣義;以研究方便言之,又當從狹義”。1941年,他在內遷四川的東北大學出版《東北通史》一書,再次強調:“吾國自號中華,又簡稱曰中國……東北云者,中國之東北部,亦即中國之一部也。豈能于中國外,而別所有謂東北也耶。東北之名,本由方位而起,其后復畫分一定之區(qū)域,亦從而名之曰東北。對中央則為其國土之一部,對地方則示以方位之所在,立名之允,涵義之當,稱說之便,宜無有逾于此者。所謂方位,所謂區(qū)域,義雖有異,理實相因,此之謂矣?!?/p>

除金毓黻外,九一八事變前,歷史地理學家李長傅亦對東北的釋義進行了梳理與研究,指出:“東三省之名,起于晚近。滿清之晚年,于滿洲設立盛京、吉林、黑龍江三省,因滿洲為清之發(fā)祥地,故行政組織,與本部不同,各設將軍,以資控馭。因地在山海關外,故曰關外三省,一曰關東三省,簡稱東三省、東省。清末曾設立東三省總督,民國成立,仍沿用東三省之名。最近有稱東北三省者,簡稱東北?!蓖瑫r,李長傅界定了“滿洲”與“東三省”的區(qū)別:“滿洲即東三省,此為世人所公認,然就地理上嚴格言之,二者略有區(qū)別。滿洲為以民族為根據之地名,而東三省則為以行政為根據之地名”。他還嚴格區(qū)分“滿”與“蒙”的地域范圍:“東三省(遼寧、吉林、黑龍江)大部分因為滿洲地方,而其一小部分如黑龍江之呼倫一帶,吉林之長春一帶,及遼寧之洮南一帶,原為蒙古之游牧地,而新設縣治者,此滿、蒙之分界線,大概以柳條邊為界?!?/p>

汪榮寶、寧恩承等學者對東北的稱謂同樣有所見地,且結論基本相同,即認為日人所一再強調的“滿洲”實為族名而非域名,此種聲音有力地向國際社會表達了中國學界的主流觀點??v觀九一八事變前的論著,可以清晰地看,當時中國知識界已然具有強烈的“東北”與“滿洲”“滿蒙”話語之爭的意識,從中體現出中國知識界心憂國家、以史救國的坦蕩精神。

二、九一八事變前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研究

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加緊分裂東北的活動,組織相關學者妄圖篡改東北歷史,開展大規(guī)模的所謂“滿蒙研究”,其目的昭然若揭。受此影響,國內開始出現研究東北的學術團體,其中主要以金毓黻創(chuàng)辦的“東北學社”與張伯苓創(chuàng)辦的“東北研究會”為代表,其余多為零散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以金毓黻、張伯苓為個案,管窺當時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研究狀況。

金毓黻早先與日本學者接觸頗多,他發(fā)現日本學界對東北的研究竟然勝于中國,對此他感慨道:“今日有一奇異之現象,即研究東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國,而在日本,是也。姑無論其用意若何,所述有無牽強附會,而其搜材之富,立說之繁,著書之多,亦足令人驚嘆。試檢其國談東洋史之專籍,十冊之中,必有一冊屬于東北,論東方學術之雜志,十篇之中,必有一篇屬于東北,總其部居,校其篇目,林林總總,幾于更仆難數?!贝送?,他亦指出:“日本人士因研究朝鮮古史,曾在漢京組一朝鮮研究會,發(fā)刊書籍多種,皆極有價值,近年又在大連組織滿蒙文化協(xié)會,所得之成績,亦復甚佳。外人且如此,吾人豈可甘居人后乎?”為此,他著手建立專業(yè)性的東北研究團體,希望把國內的東北研究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受金氏影響,國內學界開始對東北進行系統(tǒng)的研究。

1929年10月,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召開會議,金毓黻提議成立東北學社,獲得與會人員的一致認可,最終決定由金毓黻與卞宗孟聯(lián)合起草東北學社的相關章程,以期學社的有效運行。12月1日,遼寧省教育廳編譯處例會審訂通過了《東北學社規(guī)約》,學社雛形基本確定。1930年1月1日,學社成員公推金毓黻、卞宗孟、王永祥為干事,東北學社正式宣告成立,其宗旨為:“專為研究學問而設,期以學術之團體樹自立之基礎焉”,以“發(fā)揚東北文化,倡導學術之研究”。

東北學社成立后,隨即創(chuàng)辦了社刊《東北雜志》月刊,作為學人研討學問、發(fā)表學術成果的重要平臺。此外,學社定期舉辦學術活動,邀請國內知名學者講學,以加強學術交流,提供學術信息。同時,學社成員也不定期去其他學會演講,促進不同學社之間的交流與合作。作為東北學社主要發(fā)起人之一的金毓黻,還相繼出版了《渤海國志長編》20卷及補遺1卷、《遼海叢書》10集、《文溯閣四庫全書原本提要》32冊、《奉天通志》100冊、《宣統(tǒng)政紀》13卷等。上述鴻篇巨作成為東北史研究的開創(chuàng)和奠基之作,在國內外學界產生較大影響。1928年東北易幟后,社會相對穩(wěn)定,東北學社舉辦的各種學術活動,對日本的“滿洲學”作出有力回應。然而,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學社告解散。即便如此,東北學社作為20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地研究的重鎮(zhèn),有力地推動了東北問題研究的學術交流與深化。

作為南開系列學校的主要創(chuàng)辦者,張伯苓畢生以教育救國為理念,于九一八事變前創(chuàng)辦南開東北研究會。南開中學畢業(yè)生、著名歷史學家何炳棣曾表示:“張伯苓校長一向注意日本對‘滿’蒙的野心,尤其是對東北資源的垂涎?!泵鎸|北的危局,張伯苓憂心忡忡,親赴東北實地考察,并受到極大震動。回到天津后,他即在南開大學與南開中學作題為《東北歸來對旅途情形及東北現狀的感想》的演講。他深有感觸地說:“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博大;不到東北,不知中國之危機?!敝?,張伯苓在南開校慶紀念日談話中表示:“近來更要有‘滿蒙研究會’之組織……我們的救國之目的才不至于妄談?!庇需b于此,張伯苓決意創(chuàng)設東北研究會,“擬先從學術方面,用教育的方法,研究入手,然后漸及其他。一俟專門研究結果,得有澈底解決方法,再行設法謀諸實行”。

1927年11月14日,“滿蒙研究會”在南開成立,翌年10月更名為“東北研究會”,專事搜集有關東北的資料,“用科學的方法,解決中國的問題”。東北研究會以傅恩齡為主任,主要吸收在校東北籍學生及其他關心東北的學生入會,研究會下設視察部和研究部,視察部主要通過調查等方法,了解日本國情及其在中國東北的侵略擴張情形;研究部主要搜集整理研究資料,分門別類進行研究。從1927年8月到1929年8月,南開學校至少組織了四次大規(guī)模的東北實地考察。其間,師生們搜集了大量資料,撰寫了大量調查報告與論文,??赌祥_雙周》開辟了“東北研究”專欄,用于發(fā)表調查報告。此外,傅恩齡還主編了《東北地理教本》,雖名為地理教本,實乃憂患之書,“以為南開大、中、女、小四部通用必讀的教科書”。

張伯苓時常在公開場合發(fā)表他對東北的看法。1928年5月23日,天津基督教青年會聯(lián)青社宴請張伯苓,席間他發(fā)表演說:“滿蒙蓋藏甚富,日本蓄志侵略,視鐵路如生命。我們能把路權保住,日人便無法發(fā)展??號|三省有華人二千七百萬,日人僅二十余萬,再由直、魯、豫移民二三千萬去開墾,亦不嫌多。中國若不打仗,以造軍火錢去辟三省利源,日人侵略,早已失敗了?!?月16日,張伯苓在上??偵虝俅伟l(fā)表演說,談及他赴東北實地考察后的感想。針對早先國人皆言東北在日人的掌控之中,此處沒有國人的發(fā)展余地之說,張伯苓認為,“蓋今日之東三省,固仍為我國之東三省,日人決不能自我人手中,奪為己有”。同時,張伯苓注意到東北的多項事業(yè)尚待開展,且三省物產豐饒,極具開發(fā)潛力。有鑒于此,他著重指出:“日人對于東三省之政策,并不以殖民地視之,自知能力,不足與我人相爭,于農工事業(yè)之中,但極力注意于操縱該省經濟之權。查我人平昔視該省為畏途者,為其地處荒僻,天氣嚴寒,茍我人前往小住數月,必覺漸成習慣,與南方諸省無異,甚望智識界認清東三省,實為我國之東三省。彼日人雖野心可畏,事實上決不能有所損害。今日之東三省,已蓬蓬勃勃,大有生氣。但此僅為起點,來日希望,正無涯也?!?/p>

張伯苓一生均較為關注東北,東北研究會亦是當時國內研究東北的重要學術平臺。據南開中學校友祝步唐回憶:張伯苓認為“日本圖謀東北甚急”,故于1928年春特赴東北視察,并在返校后立即組織東北研究會,“所以南開東北研究會是首先發(fā)現日人謀我野心的。當時曾對當局提出警告,應速求對策,以防意外”。東北研究會對東北的調查與研究,不僅使其成為當時國內東北研究卓有成效的學術團體,同時也在飽受日本侵略者蹂躪的中國大地上,豎起了一面抗日愛國的旗幟,受到各界人士和團體的支持。

總體來說,九一八事變前,國內學術界對于東北的研究并不充分,雖然金毓黻、張伯苓等人為之努力,但只有很少一部分知識分子真正參與研究之中,而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予日本以可乘之機。對此,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多次提出批評,正如著名歷史學家馮家升所言:“回顧我國,九一八以前,東北史地簡直無人過問;九一八以后,則為了欲證明東北是中國的領土起見,才臨時作起文章來。我嘗說:憑日本人對于東北研究的成績,也可以把東北取走了。假使國際聯(lián)盟注重學術上研究的話,憑我們臨時作的幾種小冊子,是要失敗的,東北四省仍是要送掉的!”

三、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對東北認知的轉向

民國成立后,在“五族共和”口號的影響下,國人對東北的態(tài)度為之一變。然而九一八事變前,在多數國人眼中,東北仍被看作是一個偏僻的、未開化的邊疆地區(qū),對這片土地的認知程度十分有限。如蔣介石在1932年6月17日的日記中痛心地寫道:“翁講中國煤鐵礦業(yè)之質量,東三省幾占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全國鐵礦,為倭寇所有權,約占百分之八十二以上,驚駭莫名,東北煤鐵如此豐富,倭寇安得不欲強占,中正夢之今日始醒,甚恨研究之晚,而對內對外之政策錯誤也?!眹藢τ跂|北的認知由此可見一斑。直至九一八事變后,國人漠視東北的認識才徹底得以改觀,而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認知亦發(fā)生了重要轉向,其表現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知識界對漠視東北的反思。九一八事變爆發(fā)后,東北全境在短時間內全部淪為日人之手,國人聞此莫不痛心疾首,國內報刊有關哀痛東北之論述俯拾皆是。不甘心當亡國奴的東北民眾組建多支義勇軍,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而此時中國知識界亦不平靜,部分愛國學生趕赴南京向國民政府請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復東北。與此同時,他們業(yè)已看到九一八事變前國內學界對于東北問題的研究嚴重薄弱,此后數年,中國知識界開始不斷反思和總結這方面的缺失。

在一定程度上說,東北在近代以來中國國家建構的歷史過程中沒有充足的時間加以沉淀,以致該地區(qū)的重要性長期被國人忽視。正如《“九·一八”后國難痛史》編著者陳覺所言:

吾國人對于東北向不注意,以為東北之存亡,與中國全部無重大關系。郎素以知識自詡之士(某中央委員談話),亦以失掉東北,如人失去雙臂,然與生命上尚不致發(fā)生重大危險。故六十年來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東北,日急一日,我國政府迄無具體的抵御方策。舉國上下似視東北為化外。吁嗟呼!此東北所以有‘九·一八’慘案之發(fā)生也。日本強占東北固為日本違反國際公約,然我國人之漠視東北尤為罪惡深重。

故而,當時中國知識界通過報刊媒介刊發(fā)文章與出版專著等方式進行反思?!队碡暟朐驴肥侵麣v史地理學家顧頡剛、譚其驤共同創(chuàng)辦的“禹貢學會”的刊物。該刊以“學術救國”為思想指導,旨在通過“研治沿革地理”以喚起民族覺醒。九一八事變后,《禹貢半月刊》曾多次刊登國內知名人士對于東北的評論文章。如馮家升兩次在該刊上痛斥國內學界在東北研究方面的缺失。他在《我的研究東北史地的計劃》一文中指出:“我國學者對于自己的邊疆素少研究,在前清時代,和別國起了境界問題的交涉時,已不知吃了多少大虧。就是民國以來,一旦遇上這類問題,仍是受人欺騙。譬如東北四省,就歷史上,地理上,法律上說,明明是中國的領土,而日本人為了伸展領土的野心,早幾年前就在國際間宣傳他們的‘滿蒙非支那論’,可憐我國學者沒有一個能起來加以有力的反駁的?!痹凇稏|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績》一文中馮家升還指出:“邊疆之學,吾國學者向來視為偏僻而不關宏旨;不知吾人以為偏僻,不加注意,正外國學者努力最勤而收獲最豐者也。顧彼等所以努力研究,無不有其政治背景,日俄之于東北,俄之于蒙古新疆,英之于新疆西藏,法之于云南廣西,其顯著者也。雖能各就其范圍,爭先開拓,舉以夸耀,然皆出入于彼等國家政策之中,無不有侵略性之浸漬,故吾人于自己之邊疆問題亦徒仰賴外人,其害直有不堪勝言者矣?!?/p>

歷史學家方德修在《東北地方沿革及其民族》一書“自序”中亦指出:“說也慚媿,我國雖號稱文化之邦,而東北的沿革,在史地書上,都只有簡略到不能再簡略的記述,甚且謬誤……除了游記和報章上的通訊中,間有一二外,要知其詳確的狀況,竟不得不借助日寇的調查報告。”對此,學者陳鴻舜認為,國人研究東北,多取材于日本,此種情形實為國家之恥,也是國內學界之恥,“按東北入我版土,遠自周初萁子之封于朝鮮,到現在有三千年歷史,何以關于東北的文獻如此薄弱?”陳鴻舜總結了兩點原因,一是國人漠視關外,二是因為環(huán)境不允許。對于中國東北,日俄等國學界多年以來始終予以相當關注,研究成果可謂相當豐碩。與之相比,國人以往對東北的漠視,以及知識界對東北研究的缺失,形成鮮明的對照。

其次,中國知識界開始著力研究東北。九一八事變后,在國家民族危亡之際,知識界在巨大的悲憤中開始著力研究東北。正如顧頡剛、史念海在《中國邊疆沿革史》中所言:“吾人處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國力之衰弱,不惟漢唐盛業(yè)難期再現,即先民遺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無任憂懼!竊不自量,思欲檢討歷代疆域之盈虧,使知先民擴土之不易,雖一寸山河,亦不當輕輕付諸敵人,爰有是書之作?!贝撕螅皷|北學”從“邊緣”迅速成為當時國內學界研究的“中央”。

“書生何以報國”,此為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兼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的傅斯年于九一八事變后向北京知識分子同事的發(fā)問。面對國仇家恨,中國知識界率先做出反應。學者陶希圣認為,中日戰(zhàn)爭是一場“文化戰(zhàn)爭”,當日本軍隊推銷諸如《大東亞民族史》一類書籍時,中國人亦應有類似主題的書。傅斯年此時正,面對日本軍隊在中國東北肆意蹂躪,以及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意識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頭等任務。針對日本“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謬論,傅斯年聯(lián)合學人在短時間內撰寫了《東北史綱》一書,雖然該書尚有不成熟之處,但卻用鐵的史實證明東北自古以來即為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傅斯年在書中指出:

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zhàn)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協(xié)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所謂“大陸政策”,“滿蒙生命線”者,皆向我施其露骨的進攻之口號,而國人之酣夢如故也。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日,遂有沈陽之變……國人不盡無恥之人,中國即非必亡之國!然而前途之斗爭無限,知識之需要實殷,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豈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國事者焉。吾等明知東北史事所關系于現局者遠不逮經濟政治之什一,然吾等皆僅有興會于史學之人,亦但求盡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諸?

從上文可以看出,傅斯年一方面痛斥九一八事變前國人對于東北的無知與漠然,一方面闡述作為歷史學者應該具有的家國情懷及時代使命。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即為具有家國情懷和時代使命的代表,他早年曾對清代東北行政區(qū)劃的演變過程進行過一番梳理,進而整理成書,名為《清代東三省疆理志》。此時東三省已淪入日本人之手,譚其驤選擇這一題目的用意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他在該書“前言”中所言:“有清疆理封略,內地率因明舊,更易者鮮;惟邊陲為前代版圖所不及,經營恢拓,自列置軍府以迄創(chuàng)建郡縣,其設治之沿革,境域之損益,多有足述者。白山黑水間為國族發(fā)祥之地,初年厲行封禁,自柳邊以外,但列旗屯,渺無民居……誠國家之弘猷,民族之偉業(yè)也。辨厥疆理,尤治史者當務之急?!?/p>

與此同時,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為使全國學生知曉東北的危局,于1932年1月8日訓令各省教育廳,轉令各大中小學校,廣為搜集有關東北的資料,特別是日本有關東北研究方面的書籍,以期加以仔細研究,謀求救亡之道。其令文稱:“查最近九一八事變,為古今中外國家所絕無僅有之恥辱,凡各級學校學生,自應臥薪嘗膽,永不忘,關于坊間出版之東北問題,及日本研究之一類書籍,尤應由各校圖書館,注意搜集,并設法指導學生注意閱讀,以資研究。”而后,國內各學校迅速作出回應,成立東北研究會等,專事東北問題研究。如嶺南大學東北問題研究會表示:“自東北給日獸兵蹂躪的消息傳來后,各同學皆異常奮激紛紛進行各種反日工作,本會同人的愛國熱誠素不落人后,故除日前組織青年會反日演講隊外,現開始組織東北問題研究會,務便同學對于東北情形有深刻的認識?,F擬分大學、中學、華僑,三校為三組,每組請聘教授名領導研究,至于每組的詳細規(guī)條,則由加入之同學共同決定?,F已分頭邀請各同學參加,預料將來的成績定必非常滿意的。”東吳大學亦貼出告示稱:“三島暴日,視東三省如俎上魚肉,窺覦之、侵占之、割據之、耽耽逐逐,思奪為己有者有年矣。此次出兵,占領東北,其野心可知矣。凡吾同胞靡不熱血沸騰,起而作救亡抗日之運動。然欲圖根本之救濟,不得不有澈底之研究。本校一中同學有鑒于斯,聯(lián)絡多數同志,組織‘東北研究會’,其宗旨即在研究滿、蒙、韓、日、俄諸區(qū)域之歷史的地理的實況,而進求繁榮滿蒙之道,抗御日俄之方,并預測其未來演變之途。分工合作,各會員將研究之成果,設為種種之問題,共同討論之。”

此外,至日本投降前,國內學界出版了大量研究東北的專著。除前文提到的傅斯年著《東北史綱》與陳覺編著《“九·一八”后國難痛史》外,王云五、方樂天、徐淑希、張其昀、毛應章等學者先后撰寫有不同版本的《東北問題》,同時還有武尚權的《東北地理與民族生存之關系》、趙泉天的《東北問題與世界和平》等。其研究領域之全面、涉及內容之豐富,可謂九一八事變前所未有。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研究成果如同雨后春筍,其骨干力量多為不甘淪為亡國奴的東北學人。他們并沒有因為日本侵占東北而停止研究東北的腳步,紛紛組織各種學術團體以喚起國人認識東北、熟悉東北,希冀收復東北失地。而后數年,先后成立的東北研究團體主要有東北青年學社、東北行健學會、東方快報社、北強學社、四維學社、東北前鋒社、東北論壇社、東北問題研究社、東北研究社等。雖然其中有些研究團體沒有善始善終,但對東北的研究,始終是中國知識界的著力點。

再次,中國知識界民族覺醒的自覺性與廣泛性逐漸展現。在梁啟超等人看來,清朝末年,按照當時世界現代民族國家的標準,中國尚是“無國”“非國家”,且“無國名”,國人缺乏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美國學者威爾·杜蘭認為:“滿清的時候共有18個省,省之上即是朝廷或中央政府……每一個行省都是半獨立的狀態(tài),只要按時向中央繳付稅收,平時不鬧出事,朝廷或當局是不會干涉的。由于交通的不方便,中央政府實際上只是個象征而已。人民的愛國觀念只及于他們的地區(qū)和省份,他們絕少有國家的觀念?!钡叫梁ジ锩鼤r期,“五族共和”論在國內廣為傳播,一種基于近代國家民族主義的“民族國家”認同為國人尤其是知識界所接受。

民國成立后,部分國人對東北長期存在漠視心理,對東北人存有偏見。如章太炎于1912年底出任東三省籌邊使,臨行前,統(tǒng)一黨人士在德昌飯店為章太炎踐行,王揖唐致送別詞,力贊章太炎“文章抱負及治事之才,此去于邊務必有好消息云”,章太炎遂發(fā)表其六條籌邊政策,除第二與第四條外,其余四條均表達他對東北的蔑視之感,其分別為“東三省人皆土司也”“東三省省城無一好官也”“籌邊使有流氓性質也”“北方無好女子也”。由此可見,章太炎雖已接受袁世凱的委任,成為東三省籌邊使,一改其“排滿”思想,但他對東北依然存有明顯的偏見和負面印象。

東北淪陷后,中國知識界開始重新認識東北的戰(zhàn)略價值、東北與全國的關系及東北在世界和平中的地位,部分學者更將東北視為當時中國的“生命線”。地理學家張其昀曾指出:“東北乃我國邊疆最大之寶庫,亦為關內移民天賦之農區(qū),東北真是中國的生命線?!闭\然,東北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是知識界重視東北的重要原因,但是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如此重視東北,絕不僅限于此,其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他們對“中華民族”概念更為深刻的認知。

九一八事變前,盡管“中華民族”概念業(yè)已在國內流傳多年,但是其符號認同的功能卻沒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發(fā)揮。隨著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及東北全境的失陷,使中國知識界逐漸展現出民族覺醒的自覺性與廣泛性,在抵抗侵略的時代背景下,中國知識界逐漸意識到“中華民族”概念的重要性。正如裴芷在《偉大的中華民族》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中華民族,這名詞的歷史,也許并不十分的悠久,我們知道,創(chuàng)造中華民國的那年——辛亥,沒有這個名詞;再生中華民國的革命軍北伐時,也沒有這個名詞,這個名詞的產生,不過是近幾年來的時候,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情,也就是,我們全體同胞,遭受到侵略以后,所發(fā)生的一種自覺。由于這種自覺,就產生了‘中華民族’這名詞。因此,‘中華民族’這名詞,實在是一個時髦的名詞?!闭\然,裴氏認為九一八事變后才產生了“中華民族”這一名詞的論斷明顯違背史實,然而作者之所以有此觀點,想必是看到九一八事變后這一概念在社會上的廣泛流行。

九一八事變可以說是中國知識界對東北認知的重要分水嶺。時人有言,九一八事變是沉睡的中華民族深夜的第一聲雞鳴,因為他們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幾千年的傳統(tǒng)文化中只有家族而沒有民族,只有地域而沒有國家的弊病。有學者指出:“中華民族之弱點,亦因九一八國難,整個的暴露于世界。吾民五千年來生活于家族制度之社會,其一切活動皆以家族為中心,其權利義務亦以家族為本位?,F在家族制度,漸次崩潰,政治權威,社會道德,均失其統(tǒng)馭個人之力量。全國四萬七千萬同胞,宛如一盤散沙,既無中心信仰,又乏社會統(tǒng)制。強敵壓境,遂驚駭不知所措?!庇需b于此,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精英階層開始以“中華民族”為號召,主張民族自救,建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民族國家。七七事變爆發(fā)后,在全民族抗戰(zhàn)的形勢下,中華民族真正成為中國人共同的認同符號與身份象征,并顯現出中華民族符號的多重內涵和對中華民族結構的理性自覺。

四、結語

九一八事變前后,東北日趨緊張的局勢始終牽動著中國知識分子的心弦,然而中國知識界對于東北的認知以九一八事變?yōu)榉炙畮X,前后迥然不同。九一八事變前,金毓黻、張伯苓等有識之士雖然看到了東北的日漸危亡,并由此開始研究東北問題,然則勢單力薄,沒有形成研究的合力。九一八事變后,中國知識界痛定思痛,進行了較為深刻的反思與總結,并開始對東北問題進行全面研究。常言道,“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但在領土問題和民族危亡問題上,外患來臨之際才有所反應,之前并未做到未雨綢繆,此舉實屬不該。對此,傅恩齡早在九一八事變前即在他編著的《東北地理教本》中告誡國人:“東北之權益,既由吾人失之,故東北所失權益之規(guī)復,其責任亦應由吾人負之。簡言之,東北問題之解決,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國建設成功之日,恐即東北問題完全解決之時也?!?/p>

縱觀九一八事變前后中國知識界尤其是知識精英對東北的認知流變,就某種程度而言具有一定的應急意味。然而不容否認的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fā),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界對東北的態(tài)度。1932年春,日本在東北成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中國知識界哀痛東北喪失的同時,更加深刻地反思如何早日收復這片富饒的土地。自此以后,面對日本的不斷侵略,國人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直至1945年日本戰(zhàn)敗投降,東北最終得以重歸祖國的懷抱。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1年第4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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